| 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颁布，将县委书记纳入中央党校轮训范围，常态化、制度化的条例透出新意。
为期七天共500名县委书记参加培训，如何用心、用脑、用力的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处，成为培训班重点关注的议题。
开设培训课程，关注维持社会稳定及突发性事件处理，科学 智慧地应对矛盾，切身关注百姓利益、民生问题，又需要我们的基层领导具备怎样的智慧？《新闻1+1》为您解析。
主持人（王跃军）：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1+1》。
我们国家有两千多个县，这也就意味着有两千多位县委书记，可是我今天就在一次采访当中就见到了五百多位县委书记，在哪儿呢？在中央党校，他们是参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培训班，那么据了解，除了这五百多位县委书记之外，其他的县委书记还将陆续参加包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那里举行的培训班。
那么岩松，我首先就想这样一个问题，在目前这个时期，为什么要搞这么大规模、这么高层次的县委书记的集中培训？
白岩松（新闻观察员）：首先我想大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想，在中央党校这样一个高级别的校园里面，已经开始进入到县委书记领导干部的培训，这是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而且是集中的，并且制度化的，显然在透露一种信号，那么背后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的是，在广阔的中国农村最大的官是谁？最大的官就是县委书记，那在中国官员系列当中最接地气的地方要员又是谁？又是县委书记，承上启下这样一个官员在改革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攻坚阶段的时候，如何提升他们的素质恐怕是保障一个社会前行、进步和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主持人：那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县委书记的集中培训。
解说：这是今天下午我们的记者在中共中央党校内所拍到的一场研讨会，参与研讨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的口音，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县委书记。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某县委书记：
我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
浙江台州天台县县委书记：我是来自浙江台州天台县的县委书记。
解说：大家讨论的焦点就是刚刚于一个月前落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近日，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提高县党委书记领导农村改革发展的能力，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五所干部培训学校，对全国近两千名县党委书记进行集中培训，而第一期参加中央党校培训班的学员就有五百人。这是他们此次轮训学习的第五天，上午刚刚结束的学习是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所做的关于县城社会稳定和突发事件问题的专题报告会，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正是此次县党委书记集中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
县委书记1：要处理好矛盾很重要一条，就是要使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要紧密起来。
浙江台州天台县县委书记：尤其是讲到县委书记要在突发性事件当中要亲临第一线，要现场指挥，我们感觉到这个确确实实县委书记在这样一个情况面前必须要站在第一线去。
县委书记2：我觉得这一次的话一个是领导来的多，亲自给我们授课。
二，就是比较系统地给我们讲，怎么来当好县委书记。
解说：事实上，国家级培训机构对县级官员的大规模轮训并非第一次，去年1月，中共中央就完成了对全国五千多名县官大轮训的计划，无疑，当前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特别是农村改革面临的新局面都对县一级领导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央党校启动对县委书记集中培训的15天前，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正式颁布，与此同时，1995年9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宣告废止，最引人关注的正是特意将县委书记的轮训任务上移至中央党校，此外，学员在党校的考核情况也将作为干部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有观察家表示，这将有助于中央层面的重大决议“一竿直插基层”。
中央党校的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透露，这种国家培训机构专门针对县乡领导干部的集中培训，将很快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
主持人：岩松，这个下午我进行的这个采访，以前见过县委书记见的很多，但是一下见到这么多县委书记，也第一次。刚才你说县委书记的岗位很重要，承上启下，但是大家也知道，县委书记是一个县的一把手，我们不能说是日理万机，用通俗点的话，应该说平时也是脚打后脑勺的。那么集中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来对他们进行培训，而且这么多的人，这个意义表现在哪儿？
白岩松：首先可能还是中国那句老话，磨刀不误砍柴工，从过去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很多县委书记，我们可以把他比喻成，一方面他是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因为你只有从底部开始活跃起来，向前走的力量才大，另一方面，又是各个矛盾没有任何缓冲地带的第一线，你很多的时候，他们是尖刀班，他们是特种兵，他们是敢死队，他们是趟地雷的，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的时候，你又会去考虑，他们往往会被自己所管辖这个区域牢牢地束缚住，眼界能不能打开。而一个新的大背景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面对中国农村的改革，用我们曾经节目的标题来说，叫第二次点火，到了这样高的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作为第一推动力，作为没有任何缓冲地带的解决问题的尖刀镰，这个时候横向的交流，大家共同的提升恐怕也是保障中国改革整体进程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主持人：你提到这些，我今天下午采访这些学员的时候感触也比较深，他们说，第一感觉很兴奋，第二说能够直接地听到中央领导对于很多问题很具体的很有操作性的一些指示，他们很受启发。另一方面，来自不同地区，有发达的有欠发达的，他们之间……
白岩松：横向交流。没错，这就是同班同学互相影响是很大的，你想想他们之间的交流，可是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一方面来说，我们首先要理解七品芝麻官难当，你想想中国从古至今七品芝麻官是非常重要，谁都知道，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就说明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级别的官员对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力，所以他们最辛苦，很多的事情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有很多的问题在这儿也是一个最高发区，你比如从安徽的调查来说，曾经是腐败的官员当中，县里边的领导占据的比例是最大的，那么其他的省市自治区这样的情况也不例外，所以是最辛苦的，但也最容易出问题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之后打开，我觉得如果从此制度化培训的话，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有让他们接地气，另一方面也能够仰望星空。温家宝总理不是说过吗？中国要有很多仰望星空的人，我觉得要从官员做起，当他们能有一段时间，虽然不长，在繁杂的事无巨细的事情面前，能跳出来去横向了解一个中央政策到底是什么，更好地成为中央政策的执行者，第一执行者是谁？是他，如果要是不能很好地学习，不能很好理解中央的一些精神的话，或者主动地不去理解的话，有可能就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是“最好的”下有对策的执行者，那问题就麻烦了。
主持人：这次集中学习是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党校这个条例修改之后，县委书记要由中央党校来进行轮训了，而且我们原来注意到，像过去都是省部级干部包括一些正厅一级的干部，才到中央党校来培训，现在这种制度你怎么看？
白岩松：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陈锡文主任曾经在我们这儿做过《新闻1+1》，他来解读十七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媒体有很多的误解，为什么他来解读呢？他是文件的起草者，对这个文件的理解他是最准确的，因为包括中央的首长等等很多的建议其实也是透过他去最后建筑到我们的面前。那么过去如果不来中央党校，请问我们所有的县委书记是否有机会听到陈锡文主任的讲课呢？但是这次可以，你去采访的时候就听到，还有很多的，就是作为政策的第一甚至是执笔者，直接就可以把课讲给我们这样的县委书记听，那么就不存在着信息、学术、理论损耗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们就更能把握住这里的门门道道，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到中央党校来学习的一个重要收获。
可是我还是在意另一个信号，这也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作为中央党校这样一个部门，也意味着对县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和提升的重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主持人：关于像县委书记到中央党校来进行培训的事件，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中央人民大学的教授毛寿龙，毛教授您好。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你好。
主持人：毛教授，我们原来都知道像中央党校主要是培训像省部级，包括正厅级这样的干部，那这样现在一种转变，培训像县委书记这样一个层面，你怎么来看待这种转变呢？
毛寿龙：首先就是说从中央党校本身来讲，它也就是说一个培训功能的扩大，它原来是一个任职培训，那么现在加上了一块，就是能力培训，所以县委书记这一块他们来接受培训基本上不是一个任职培训，也就是说他们培训以后并不是意味着他们马上要升官，而意味着他们在能力上有所提升。
另外一点呢，我们过去在中央党校它基本上处于一个培训的垄断方面，也就是在任职培训方面，但是另外也开发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些功能也使得中央党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是在新的时期里面，现在培训主体应该说越来越多元化，比如说除了中央党校以外，还有行政学院性的，有国家行政学院、地方行政学院，而且很多高校目前已经介入到培训当中来，不仅使国内的院校，还有很多干部已经派到国外去了，包括美国、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很多地方都已经进入中国官员的培训，所以这个意义上讲，在培训主体多元化，培训市场越来越开放的情况下，中央党校实际上也面临一个自身职能方面的转型，对它来讲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培训方面的职能或者说它要提升自己的培训的能力，在竞争的市场上获胜，它就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扩大一些培训的对象和范围。
主持人：毛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现在对一些干部的培训的方式方法渠道多种多样，但是把县委书记拿到中央党校来进行培训，这个意义表现在哪儿？
毛寿龙：这个意义就是说从我们整个国家的时代背景的角度来看，第一点，我想就要说，我们目前处于一个发展的非常关键的时期，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发展大城市，比如说像一些直辖市发展了，还有省级城市也发展了，很多地方的地级市也发展了。但是现在因为那么多城市都发展，你不可能再去依靠这些大城市进一步扩张，比如像上海、北京、重庆这些大城市如果再扩大一倍的话，像北京已经1700万人口的，再加一倍，3000多万，那没法活了，所以中国的未来，真正的发展我想还是需要依靠县一级的城市，而发达地区的也就是县一级的城市逐步发展以后，使得整个省的经济在全国数一数二，像浙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另外，我们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讲，中央省、地、县，一直到乡镇，然后行政村，级别太多，所以我们说哪一级能够虚化，就是地级市的政府慢慢会虚化，这一级的虚化实际上等于县级政府的地位也就慢慢提高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我们的体制慢慢会扁平化。
主持人：非常感谢毛教授。
刚才毛教授给我们进行了分析，他提到了很多方面，如果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讲，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从地域的角度来讲，从制度的角度来讲，这个培训的意义在哪儿？
白岩松：我觉得看得到的很多东西大家都容易得出结论，比如说十七届三中全会拉开农村改革的大幕等等，方方面面需要县委书记和整个县级领导干部去落实，其实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当中提到，接下来要一些有条件的地方要实行更加扁平化的管理，可能省直县，省直接管理县，县域经济的权限就是行政的权限是前所未有扩大了，那么既然进行探索，将来有没有更大的普及，这是一个新的要求。
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习近平作为中央党校的校长，在讲的时候特别针对县委书记谈了四点，第一个是学习很重要，第二个是作风很重要。但是第三个和第四点你注意，第三点是做好群众工作，第四点特别谈到了民主集中制，如果要是过去的话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去想，民主集中制是不是重心放在集中，其实我想当下里面特别谈到民主集中制是重点放在民主，未来的中国的民主的进程显然已经拉开了大幕，十七大已经吹开了这样的号角，我们现在村委会都在进行直选，将来会不会更多的探索再向县级去挺进，所以所有这些要求，社会稳定的要求，民主进程的要求，经济改革本身的要求等等，素质的要求，我们将来的很多更重要的干部也是从这一批培训的干部里一步一步走来，所以综合加在一起，恐怕就体现了八个字：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主持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现在像县委书记培训，它这种理论上的意义，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种要求，稍后我们来和大家继续进行探讨。
主持人：欢迎您继续收看《新闻1+1》。
应该说近一段时期发生了很多突发性的事件，这些也对县委书记本身提出了很多要求，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这些相应的事件。
解说：在这次的县委书记培训课程中，有一门听起来颇为新鲜的科目，叫“维持社会稳定及突发事件处理”，主要是教授这些基层干部如何维护干群关系，以及增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许多来接受培训的县委书记都称，之前他们从未想到会涉及这样的科目，这让他们感觉很好奇。
其实设置这门课程也许并非偶然，在开班仪式上，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就特别强调，基层干部要重视处理干群关系，并要求县委书记们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要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切实提高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显然中央已经把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素质和危机处理能力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而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县委书记往往也是最直接接触群众，直面现实矛盾的关键人物。他们在工作中能否重视群众利益，能否解决好各种矛盾和突发事件，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威信。
而近年来了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其重要原因也正是由于部分基层干部平常工作中积累诸多问题，干群关系恶劣，事件发生时又缺乏有效处理，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失控。
今年著名的“瓮安事件”也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均未到现场和群众对话，这成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而当政府大楼被点燃后，相关领导仍然没有站出来，采取果断措施，而是在办公室里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领导干部严重缺乏突发危机意识和处理能力，直接造成了事件的恶化。
今年7月云南孟连，由于当地胶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引发胶农群体性袭警事件，造成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显然，当地政府在日常工作中长期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也没有及时发现其中潜藏的隐患，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在最近的四川广元柑橘事件中，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病虫害，在短信流传后，当地政府却并没有及时公布虫害真相，反而称虫害完全是谣传，导致谣言四起，政府遭遇信任危机。由于当地政府不当的处理方式，一条小小的短信最终引发了全国性的柑橘之灾。
所有这些都能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群众意识淡漠，处理突发事件能力欠缺，而在社会高度多元化和日益发展的今天，基层干部能否具备这些素质，能否智慧而有效的处理各种矛盾，已经成为农村工作成败的关键。
正如在国家行政学院的县委书记培训班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所说的那样，“县委书记处于农村工作的第一线，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实施者，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富有直接而重大的领导责任。县委书记要真正用心，真正用脑，真正用力，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主持人：看刚才这个片子很多都很熟悉，因为这个“瓮安事件”我在现场进行了采访，今天下午在这些学员，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位县委书记也提到，说这次学到，比如说要心怀群众的前提下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在第一时间作为县委书记要到达现场，那么就在过去一系列的突发事件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官员所表现出来的失误的一些地方在哪儿？
白岩松：首先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有的时候不仅不起到对这个事情的向好的转化的过程，反而成为激化矛盾新的导火索，那么往往简单粗暴的一些处理方式在我们的一些县里面、包括乡镇出现一些相对情况的时候高发。
第二，可能有人在谈论的时候说，对于这些县委书记来说，听到突发事件的应对这样的课程是新鲜的，但是这个课程本身已经不新鲜了，因为从2003年“非典”之后，当出了应急条例之后，比如说我个人就已经介入到关于突发事件很多的培训和这个过程，但是更多的是省和市开始很有意识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对于县里面来说做得少，可是回头去看事件，不更多的是发生在我们县域这样一个情况吗？那么如何能应对好，如何这个事件能尽早地平息转化，我觉得这本身就对县委里面提出很多很新的要求。
主持人：应该说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也累积了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同时目前现在也面临全球的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对于这一级的政权来讲，挑战表现在哪？
白岩松：我们还是来说一下突发事件，因为在刚才的时候已经谈到，从经济各个层面，从突发事件来说，因为我在跟很多官员沟通的时候，也大致会讲突发事件这样几类，第一种是突发的卫生，包括疫情、传染病等等。还有一个是突发的安全事件，矿难、工厂的化工产品的泄漏等等。第三种是突发的由局部的事件所引发的群体事件，那么这样的事件也并不少，你会发现其实当然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举，比如重大的地质灾害，或者说是大自然有的时候给我们的突然打击，像大地震等等往往也是使县受到影响最大，你挨个看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更多的比例是发生在县里面。
今年做这样一个培训，尤其这两年开始做这样一个培训，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变了，你比如，今年的“瓮安事件”后来由开始沉默了两天，迅速地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公开透明，得到了一种很很好的解决，而与“瓮安事件”相近的“德江事件”的处理方式，后来不管是周永康同志还是公安部部长孟建柱都专门批示，肯定这种用对话的方式，然后更好地沟通的方式，公开透明的方式，使这个问题被迅速的化解。所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已经变化了，另外，媒体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请注意在7号的时候当时我在现场，李长春同志讲的是这样，主流的媒体要关注热点事件，要让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那么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变化情况下，我们县级领导能不能适应，会不会采用更加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使小问题向大问题去蔓延，因为他们的确很难，在第一线没有任何缓冲地带。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非常非常有针对性。
主持人：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在学员这个角度来看，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也看了他们培训的内容，我主要看到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农村方面的问题，三农问题，包括像类似于土地流转的问题，另外还有生态环境的建设问题，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社会稳定和突发事件的处理问题，我们看到给县委书记提出的这些培训的点都是目前我们现在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重点、热点。
白岩松：难点，其实就是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实各级领导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好多年前的时候比如我采访吉林原来的省委书记王云坤的时候，他多次跟我讲过，因为采访他不止一次。他说，对一个省来说，县域经济做的好不好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绞尽脑汁在争取把县域经济做得很好，有这样共识的领导我听到过很多人跟我去说这样的内容。那么对于目前来说，经济我们不要去谈了，比如改革中所涉及到的很多难题，接下来关于土地流转，连媒体都犯了很多理解上的错误，把重点放在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新的关于农村方面的文件，重点在土地流转，不对，重点在土地承包的长久不变，土地流转在过去很多文件和报告当中都已经写过，它不是新东西，但是建立在土地承包长久不变的基础上的土地流转就变成新的概念。
我们县委书记如果也是沿用误解的观点的话，怎么去指导具体工作？在这种横向交流沟通和在更高层面上直接政策的制定者和传递者、执笔者，把最新的信息给他们的时候，就不至于走偏路。
另外，民主进程的问题，比如他们如何更好地民主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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