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新现实、和平发展及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国际体系越来越向一个富有动感的、充满变化可能性的格局演变。

    国际社会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外交是全球最有成效的大国外交之一，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地位不仅依靠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得到提升，同时也通过中国外交持续而有效的努力而得到彰显 。从新中国外交60年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不断发展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一大参照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30年，也是世人所说的“毛泽东时代”。这是很大程度上承袭革命战争年代的基本思路与做法、确立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正式关系、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中国外交“初级阶段”。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既强大又贫弱的国家，一个让社会主义阵营无比振奋、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惊恐担忧的国家，一个经济上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提供不了任何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的弱国。战后初期的特殊国际背景，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国内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建国初期立即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方针。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适应了冷战开始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全球政治逻辑。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与苏共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成为对峙的双方。随之，中国的外交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朝着更加“左倾”的方向演化，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怀疑和排斥的基本态度。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政治的某些“极左”做法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损害了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时期的稳健平和方针。必须看到，总体上逐渐偏向“左倾”的毛泽东时代，在最后阶段显现了某些积极的调整动向，尤其是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中美对话的开启，中国外交的钟摆再次强劲回摆。只是这种势头短暂且乏力，并没有像后来的邓小平引导的改革开放进程那样，能够全面引导中国走向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大国的位置。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形象和作用仍然相当边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总体上，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基本上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与做法，尚未完全适应和平发展的长期年代对于一个熟悉长期革命与战争的政党和领袖的要求（不管是国内建设与发展，还是国际斗争和交往）。在对外关系领域，延续革命的传统与适合国际外交惯例两种线索之间的关系构成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微妙复杂的“双重变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斗争大于合作、猜忌压倒协调、对峙多于对话的关系，是“造反者”对抗“权势者”的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二大参照系。鉴于邓小平的总设计师作用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对邓小平路线的继承，把这一时期称为“邓小平时代”是一种有道理、有意义的说法，也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简称为“改革开放年代”。

    与头一个30年相比，邓小平时代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所有领域、所有工作完全转向服务于发展、有利于民生、着眼于综合国力提升，一切不适合这一重心的体制和观念都在进行改革，对外开放尤其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借鉴成为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邓小平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判断：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中国应当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它与此前立足于准备世界革命、防备外来的各种帝国主义入侵、准备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争的认识有根本差异，也正是这一点创造出新时期中国人全力搞建设的信心与智慧，鼓励了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交往与合作的勇气和办法。比较而言，中国这艘大船在毛泽东时代的主航标，是与形形色色的各种内外反动势力抗争，确保国家的政治独立不受干涉，并最终解决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课题，一扫百年来外部各种列强分割欺负压迫之辱；它在邓小平时代的基本航向，则是努力推进使“中国人民富强起来”的目标，创造了改革开放的特殊机制，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激发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富裕生活的强烈欲望。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让世界感受到逐渐壮大的实力与潜能，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与新貌的大国气象，以及中国公众深入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好认知中国的愿望。即便是那些对中国抱有成见与敌意的国家，也越来越无法压制中国的声音，无法把中国排斥在各种全球或地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中国在与国际经济紧密联系、相互协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一个新的拉动力量，由一个地区性强国走向有全球意识和责任及影响的大国。

    从外交角度分析，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使中国与外部主流世界的关系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性质与态势，从原先的紧张和对峙局面，转向一种新的求同存异、合作对话过程，中国越来越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一个建设者、负责任大国与“利益攸关方”。可以说，在21世纪初，由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新现实、和平发展及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加上一批主要来自发展中世界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体系越来越向一个富有动感的、充满变化可能性的格局演变。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21世纪初期已越来越有建设性和全球意义。(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